文革風雲叢書「文革风云丛书」（27册），约翰・西西弗斯编撰，西西弗斯文化，2016
丛书简介
文革風雲叢書，建立文革史研究的里程碑。
根據「兩報一刊」等第一手資料，首次全面且大規模重現文化大革命的史料叢書，以四大主題「人物篇」、「思想篇」、「運動篇」、「事件篇」系統化揭示文革的歷史面貌。
主编简介
約翰‧西西弗斯John Sisyphus，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思想與文化研究。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文革」史料整理综述
「文革」史料保存、整理、編撰的重要性，在那場浩劫開始之初就已經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部門的工作人員所重視，1966年8月28日，「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在《人民日報》發出呼籲——《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録下來》，該文寫道：當前展開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廣泛地發展。很多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印發了徹底摧毁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及一些資産階級法權殘餘的傳單、倡議書等宣傳品，這是我們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
圖書館通常收集、整理最多的是正式出版的報刊、雜和書籍，對於當時的非正式出版品則往往很少顧及，北京圖書館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看到了這些民間流傳文獻的重要價值，視之為「我們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可見，當時主流文化部門對「文革」文獻的重視程度。
該文鄭重發出呼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圖書館，必須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學校，又應是收集各種革命文獻的機構。我們特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等革命組織，将已發和未發的「倡議書」以及所有的佈告、宣傳品等，及時寄給或送交「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三份，以備研究蔘考使用。全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革委會是否響應號召、聞風而動，今天不得而知。
耿化敏的《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認為，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史學界開殷了「文革」歷史的學術研究。從1980年代起步階段的「資政史學」，中經1990年代轉型階段的「求真史學」，再至21世紀頭10年拓展階段向「總體史學」的轉向，近30年來「文革」史學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動。該文還提供了30餘年來，不止是中國大陸，還有海外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編撰舆研究的概況。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工作的評述，美國的「文革」學者周原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2007）一文，對海内外的動態進行了十分詳盡的介紹。他将「文革」史料可以分為四大類型，即實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根據發佈和製作的方式，「文革」期間産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為如下四類：
1.「文革」期間的正式出版物。《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録》一版再版，發行量連創紀録。儘管如此，「文革」期間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基本資料，例如，被視為當權者喉舌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此外，《文匯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等也含有許多重要史料。
2.「文革」期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這類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界組織、紅衛兵等印行的各類小報、刊物、海報、傳單和小册子等。
3.「文革」期間的非出版印刷品。這部分資料専指那種「文革」期間印製的，限於小範圉使用或僅在特定範圍内流通，不對公衆發行的印刷品。例如，群衆組織、革命委員會編印的檔、講話窠編、各種内部學習資料、大批判文集、大字報選以及斗私批修的心得等等。
4.「文革」期間的非印刷品資料。這類史料中數量最多、最為重要的是各級各類檔案。儘管「文革」期間各級政府部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撃，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商學各個單位都没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檔案的工作。檔案的内容品種很多，包括指示、會議記録、簡報、總結、統計、下達的檔案和上報的材料等等。除此還有個人擋案，包括所謂專案材料，像本人寫的檢查、「交待」，他人寫的揭發、檢舉、證言等。檔案提供原始資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自明的。除檔案外，非印刷品「文革」資料還包括大字報、小字報、日記等。大字報、小字報除當時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鳳毛麟角了。個人筆記、日記得以留存的機會應比大、小字報大些。這些資料，特别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資料。根據「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舆研究的歷史進程，周原将「文革」史料的整理分為「文革」期間和「文革」之後兩個時期，並進行了詳實的統計。第一，「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境内外對「文革」史料開始了搜集舆整理。例如香港友聯研究所編印的《紅衛兵資料目録》（1970），著録該所收藏的紅衛兵小報561種；又如該所編印的《中共中央檔桌編（關於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縮微膠捲型式出版的《中共資料剪輯》（1974）。《中共資料剪輯》共1447卷，含該所收集的「文革」期間的各類簡報資料，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及其下屬的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軍情局等。臺灣出版的資料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報》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專題巢編，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窠編》（1973）等。在中國大陸，當年對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級圖書館進行的，且通常為被動的收集。第二個時期，「文革」之後。儘管「文革」研究在大陸仍然設有許多禁區，當局對「文革」研究和「文革」類書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較緊，不時幹預施壓，三十年來還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發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環境，在出版「文革」資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香港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塊獨特的園地，貢獻很大。如前所述，還在「文革」期間，搜集、整理「文革」資料，出版、發表有關「文革」的圖書、研究成果就已經在香港開展得很活躍。周原認為，舆香港相比，臺灣的「文革」出版物實在太少。
關於上海的「文革」史料整理情況，金大陸對這些史料分為如下類别：第一部分為出版物（含未刊稿）：著作類、辭典類、方志類、大事記類、報刊類。第二部分為非出版物：檔案類、群罪報刊類、傳單類、日記類。復旦大學歷史系舆上海社會科學院已經殷動了大規模的上海「文革」史資料整理舆出版的工程，假以時日，相信成就值得期許。
《東方早報》報導，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向上海圖書館捐贈了半個世紀的手稿等私人文獻，其中的「文革」史料是一大亮點。本次的捐贈主要包括如下幾類文獻：舆衆多名家往來的書信原件；採訪録音帶、數碼録音，其中録音帶1000多件；按照人物或專題分類的採訪檔案，如8卷王力採訪檔案，羅章龍採訪檔案，「四人幫」相關檔案等；葉永烈採訪照片，其中底片幾10册，數碼照片20多萬張。葉永烈的「文革」史研究從來都以一手資料見長，在這批捐贈文獻中，他對很多歷史當事人的採訪筆記、録音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屬於獨此一家的珍貴文獻。
综上所述，就目前「文革」史料的整理現状而言，開文獻整理先河的是中國阈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内部編印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成就最為卓著的是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2002年舆2006年主編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及該文庫的網路版。宋永毅組織的團隊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文革」資料資料庫，作為「文革」文獻的巨大集成，功德無量，惠及學林。其次則有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的《瘋狂、扭曲舆墮落的年代》·閻長貴高度評價了這項「文革」史料編撰成就最為卓越的工作，他説：宋永毅先生主編了一套《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了《瘋狂、扭曲舆墮落的年代》（包括一本書和兩張光碟），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兩椿巨大的基礎工程。宋永毅先生、周良霄夫婦為這兩椿工程花了大功夫，下了大力氣，也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遠見卓識。歷史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為研究文革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所作的無私貢獻。他尤其指出上述文庫中部分史料的重要價值：宋編《文庫》中有《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周良霄夫婦編《年代》之二是《十年文革中首長講話傳信録》，他們這兩套關於文革時期中央首長講話的資料，都是文革的最原始資料，對研究文革，對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具有極大的意義。同時，閻長貴又指出上述文庫還有值得進一步完善之處。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也並不是没有值得改進的地方，著名的「文革」史專家餘汝信曾經撰文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問題。《文庫》收録的畢竟是歷史原料，當然也有待於進一步坐實考據，細緻梳理。
總體而言，相比海外「文革」史研究的熱鬧而言，中國大陸的「文革」學術研究還停留在零敲碎打、門外熱鬧門内冷清的状況。
編者無心政治，僅僅恪守如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第一，歷史研究的基礎應該建立在詳實、完備的史料基礎之上，而史料的整理不應該首先考慮這些史料是否具有某些特定的功用目的，即可能對誰有利、或不利而進行取捨。應該首要考慮的原則是，為了全面認識研究對象，史料收集是否做到了竭澤而漁。第二，學術研究應該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以及獨立的精神。不應該先入為主去預設政治的、道德的立場和標準。這一點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容易受政治、商業、以及當事者利益等因素的幹擾和誘惑。獨立精神還在於崇尚真理，尊重歷史事實，不為某某權威的判斷而嚇倒。第三，學術研究應該堅持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應該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學分析的邏輯，重視研究的基本程式和證據，講究論證的合理性和完滿性。
體例説明
「文革」作為中國統一、浩大、群體的政治運動，捲入的階層、蔘與的人數很多，觸及的問題、採用的方式十分複雜。可以説，任何一個政治事件，動輒牵動著幾十、上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的關注。正是由於每個事件、運動聚集了罡多蔘與者，會議記録中的文獻也牽涉到很多人，因此，在以人物為核心整理史料的時候，某一個檔應該歸屬何人，或者説，史料在不同人物的分配上如何處理，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
本叢書由於包括大量現場的講話記録，具有原生態的歷史形態，多人蔘與的談話形成了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文集編撰的總體原則是，無論人物、運動、事件還是思想，盡可能根據時間先後，組織、梳理出重要的資訊點，使讀者由每一篇文章的連續性閱讀，可以大體知道歷史事實的來龍去脈。具體來説，涉及到史料的編撰細節，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處理。根據編者對史料的總體把握，擬在下面對此做出原則性的説明，並根據重要性的優先順序，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官位優先原則。在每一次集會或者内部會議中，官位高者所起的作用通常比較大，做出的講話也具有較大的效力。
第二、篇幅優先原則。對於官位或者政治影響力大小差不多的情況，以講話篇幅最多者作為歸屬對象。
第三、資訊求全原則。有些會議講話，每個人的官位差不多，講話的篇幅也差不多，而且每個人没有大段文字自成獨立的一部分，而是簡短的對話交互蔘差，各自的關鍵資訊都不少，将這様的檔歸屬於某一個人的話，對其他人都會有遺珠之憾。因此，這様的檔将會保留在每個人的文集之中。
第四、對於年月不詳的情況，一律置於該年月的最後，列入「本月」、「本年」之下。
上述這様編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節省每本書的篇幅，通過幾本書的對讀可以獲得的文獻一般不重複收録。凡是在其他書本中已經收録，而本書暫付闕如的情況，一律在目録和正文中列出標題，並且在標題之後標記「（存目）」二字。好在每一本的史料都是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而成，因此讀者可以根據目録提供的線索，迅速在其他書本中找到相關内容。本叢書的不同文本之間史料高度混融，需要提醒的是，對於有些史實，讀者必須将多本書一起蔘照對讀，才能瞭解問题的全貌。
本叢書所收録文字均來自於中國國内外檔案館、圖書館，中共黨政部門的内部資料，民間人士所收藏的第一手文獻，中國阈内正式出版的報刊與書籍，以及官方舆民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部分文字來自民間印刷物的會議記録，標點符號的使用很不規範。原因是：記録者録入匆忙難免錯謬；記録稿未經講話者舆舆會者修正；記録者水準蔘差不齊；所記録的文字大多係速成之物，並未經過正規編輯部門細緻審校。鑒於上述情況，編者特此作如下説明。
如果對所有標點符號全部修改的話，恐怕對原貌影響甚大。因此，編者修改的原則是：對顯而易見的標點符號誤用、漏用、缺省等情況，編者予以補充修訂。在保證不影響閱讀和理解的前提下，秉持可以不改則儘量不改的原則。文字整理的具體辦法是：第一，最大可能保留文字和版面的原貌。避免添加、增删文字，以及隨意改動段落關係。第二，簡體字轉化為繁體字之後，仍然保留簡體字的原貌。例如，有些人名轉化為繁體字之後，「赫魯曉夫」就變成了「赫魯雪夫」，「斯大林」變成了「史達林」，「文件」變成了「檔」。針對這些類似情況，編者一律在審校中保持史料原初的簡體字形態。
包含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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